贝股通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导演叶君：“笨小孩”与他的孤独宇宙|逝者

“拍完我在故宫修文物，这些年我在做什么？”叶君在视频号里介绍自己，开始不间断地分享了一共1759条视频，包括他的各种所思所想与随手拍。在视频里，一段十分钟的路程，叶君可以走上半小时，花时间观察阳光在树叶上的反射，蹲下来拍掉落在马路上的一次性手套。这导致约了人吃饭，他常常最后一个到场。

叶君带着好奇与谦卑观察周围习以为常的一切，他曾列过一个信手拈来可以拍摄的选题清单，包括“麦田里的宋朝古代超级工程、景德镇大运河和基建狂魔、跳动的猪杂、好大一只蜗牛、广州地名为什么有很多动物……”

在长视频平台刚刚兴起的2015年，叶君执导了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，后又参与编导《如果国宝会说话》。这个系列纪录片堪称现象级火爆，影响了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观念。

但辉煌停留在十年前。那之后，叶君不再有令人瞩目的作品推出。他不愿意“在烂项目里赚生活费”，只能偶尔接一些策划、顾问的工作维持生活。

在朋友们眼中，把自己称为“笨小孩”的叶君执拗但自洽地，活在自己创造的、每日都在膨胀的孤独宇宙中。

急性胃出血时，叶君独自租住在武汉，因错过最佳抢救时机，于2026年4月18日不幸去世，终年43岁。

叶君。受访者供图

“你先颠覆了你的剪辑思路，再来和我对话”

思维活跃，“一般人接不住”，对认定的事有些固执。这是叶君学生时代留给朋友们的印象。

叶君1983年出生在湖北大冶市叶家坝村，他还有两个妹妹，父母靠卖菜为生。2002年高考，叶君以黄石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。本科毕业后，叶君继续在清华大学读研，修读影视传播方向。

叶君和申睿相识于2007年，同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。两人第一次见面在宿舍盥洗间，叶君开口就说：“你的头发很浓密，我很羡慕。”

没等申睿回应，叶君接着解释，“我的头发以前也很浓密，但去青海支教了一年，那里紫外线强烈，营养也没跟上，开始稀疏了，现在头发有点秃。”然后径直离开，留下有些发愣的申睿。

叶君的一位同学回忆，硕士期间，在一门影视剪辑课上，因为对一个镜头的处理意见不同，同学们激烈讨论了起来。

就在大家各执一词、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，叶君说了一句至今被大家津津乐道的话，他说：“你先颠覆了你的剪辑思路，再来和我对话。”这句无厘头的话，让在场所有人笑到拍桌子，这也成了毕业后同学聚会仍会反复重温，当作佳话来回忆的故事。

叶君曾评价在清华大学的时光，让他变得越来越自信，“且这种自信有时候觉得好像是特别不能忍受的。”

叶君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期间的留影。图源/纪录片《大肆》

叶君的高中同学胡鹏也觉得，上了大学后叶君变化很大。本科期间，叶君常去历史系、考古系、社会学系甚至建筑学院“蹭课”。他喜欢问很多为什么，就连考驾照，叶君都要琢磨发动机的原理。

毕业后，叶君还曾找到申睿，提出想跟拍他在金融行业的工作。他想参照《2008·纪》，那是他硕士期间跟随导师雷建军一起拍摄的纪录片，通过主人公投资创业的故事，记录了2008年诸多社会事件。

申睿觉得不太现实，拒绝了叶君，但还是给他介绍了不少金融圈的人，带他去参加投资者大会。没想到的是，叶君当场拉着几个基金行业的人，聊了整整半个小时中国影视教育和影视行业。

除了胖一些，头发少了一些，成了一个圆头圆脑的中年人，申睿觉得，叶君还始终停留在大学阶段的纯真。他还是喜欢天马行空地谈论“不切实际”的东西，像一个大学生在侃侃而谈他的创业项目。

“这部片子把身体给伤了，把心也伤了”

毕业后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，叶君觉得是机缘巧合。

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儿童读物，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电视台地方频道，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看了一整年各国博物馆展陈和场馆内的屏幕短片，开启了他与文博项目的缘分。2011年，叶君作为分集导演参与拍摄纪录片《故宫100》。

之后，他回到北京，先后供职于爱奇艺和中央电视台。2015年，正好赶上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这个搁置了五年的项目得以重启，交到了叶君手上。

关于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，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叙事是：精简的团队、有限的资金，却拍出了一个“大爆款”。对于导演叶君本人更是如此，一个学新闻的门外汉，摄影师和他谈“叙事线向下延伸”，他听不懂，自侃最后是靠着“旁门左道”的经验完成的。

叶君觉得，这部片子受欢迎的原因很简单。在历史的纵横感中，它讲述了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作，为此拍摄者需要真正走进修复师的内心。为了不显得采访痕迹感太重，他安排摄影师和修复师闲聊，聊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，工作之外有什么兴趣，和家人的关系怎么样。

片子拍了三个月，三万多个镜头，短的十几秒，长的十几分钟，能剪进去的只有150分钟。这部作品同时又涉及青铜、书画、钟表、陶瓷等十几种工艺，就像《水浒传》里有108个好汉，叶君需要考量每一种工艺的顺序与串场。

于是光剪辑又花了三个月。叶君用了很多五颜六色的小纸条给素材分类，像做阅读理解一样，逐一判断素材里人物、故事、情感哪个最优，再单独择出来保留。

叶君不觉得这是一部成功的片子，因为技术粗糙、资源有限，生产体系保障不足，版权的产供销链条也并不规范。相比国外，国内的影视行业在体系规划、兜底机制和专业性上都更为薄弱。2025年的一场采访中，叶君做了一个对比：如果是国外的影视体系来拍摄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，前前后后至少会涉及几百号人力。

但他当时的团队只有五个人，叶君独自承担了大部分的剪辑与后期。回忆起来他只觉得“痛苦”。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拍摄团队工作照，右一为叶君。图源/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

2017年，在一场公开讲座上，叶君提到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经过。“这部片子把身体给伤了，把心也伤了。”叶君说完，台下一片哗然。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公映后，曾经参与制作的剪辑师张岚对此感受到的情绪更加浓烈。她觉得叶君的态度是一种厌恶——“厌恶做纪录片，或者说非常厌恶影视行业的一切与创作无关的潜规则。他一直抱怨做片子毁掉了他的身体。”

叶君也坦言，对于纪录片行业，他没有太多认同感，“把人关在一个黑屋子里一起看电视，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。”

出名后，陆续有商业合作找来。申睿劝过叶君，趁热打铁把名气立住。但叶君都拒绝了，说“想沉下心一段时间”，他离开央视，主动选择了失业。

叶君自述，那段时间里他过得苦闷。想不清楚跳出这个行业之后，他该做什么。

申睿记得，刚拍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没多久，叶君曾和他谈到想去北大读人类学博士；2021年左右，叶君又提到想做儿童读物，觉得出版行业能够满足他对博物志的设想。

比起“导演”这个身份，叶君更希望被称为一个创作者。2017年的那场讲座中，叶君以自己为例，谈到如果进入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该怎么办，最后他总结，“我真正想做的是想为中国启蒙运动做配角的工作。所以说不管挣不挣钱，如果项目有公共空间的讨论，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东西。”

但他始终没有等到一个合适的机遇。

叶君开始大量阅读，从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》到《孟德斯鸠论》《语言学》《史论》《宗教》等经典著作，试图从书籍中寻找安定，带着书在球场一待就是整个下午。

叶君兴趣广泛，他喜欢踢球，喜欢炒菜，喜欢街拍、漫无目的到处瞎逛，喜欢研究怎么造房子造院。他既想写小说，也想拍电影。因为想做得太多，反而找不到一个能套进去的模板。

当年和叶君一起拍纪录片的人，有的已经离开这个行业，有的在商业化上小有成绩。最后，只留下叶君一个人，在原地探索这个难解的命题。

自己的宇宙

无业期间，叶君偶尔接一些策划、顾问的工作维持生活，跟随项目奔波于广东、江浙等地。

2022年，叶君下定决心，“不在烂项目里赚生活费，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去。”2023年，他回到武汉，开始了新的自我探索，项目名字叫“从何开始（Where to Begin）”，也就是他在视频号上发的1759条视频。他觉得这就像李时珍整理《本草纲目》，每天放进去一点有意思的东西，最后成为一个私人博物馆。

他为自己的工作室取名“叶作家能力有限绝不躺平”，试图用各种艺术形态实现表达，“同时也在探索创作者权益保护和商业循环机制。”

叶君向身边不少人袒露过，自己过得并不富裕。朋友们遇到合适的投资方或拍摄资源都会主动介绍给他，最后却都不了了之。一笔钱值不值得投入，投资方要考虑能否落地、收益如何，可叶君每次拿出来的都只是一些设想，“他有自己的宇宙。”申睿觉得，叶君想要一个愿意等待他十年的“伯乐”，一个能和他一起探索新的游戏规则的人。

代磊是湖北美术学院的讲师，在代磊认识的人里，叶君认识世界、表达世界的方式是独一份的。叶君曾给他推荐过一本书，叫《维米尔的帽子》，作者从一顶帽子切入，串联起世界各地的政经变化。代磊觉得这就是叶君的思维逻辑，从一个细小的入口，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整个世界。